2003年，29歲的阿德里安布羅迪憑借傳記電影《鋼琴家》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項，成為最年輕的影帝。而2000年，影片的原型人物，波蘭猶太鋼琴家Wladyslaw Szpilman離世。
集中營，電影之外的敘事
集中營是與反法西斯戰(zhàn)爭相關影視文學的重要符號。不論是在電影《美麗人生》《辛德勒名單》《穿條紋睡衣的男孩》中，還是在德國拍攝的連續(xù)劇《我們的父輩》中，猶太大屠殺都被描繪成貨運的木制火車車廂像沙丁魚罐頭一樣載著猶太男女老少，開上三天三夜，滿車去，空車回。廠房一樣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斷斷續(xù)續(xù)看了三天，大抵是民族主義情緒作怪，它帶給我的感動遠低于《金陵十三釵》，但仍不失為一部好片子。
在片尾琴聲中寫這篇短評，讓我想起《1917》中，男主在執(zhí)行任務中偶遇戰(zhàn)友們集體唱歌的情景，他靠在樹邊，閉上眼睛，獲得了片刻的安寧。
導演在表現(xiàn)男主的情緒時極其克制，除了崩潰大哭的鏡頭，大多數(shù)時間里只是采取平靜敘事的手法。而正是在這種平靜中，醞釀著巨大的悲傷。
本片為真實事件改編，是戰(zhàn)爭年代中一個生還的普通人的歷史切片。我不愿探討故事中各個人物的出場意義或人性善惡

鋼琴家拍的太杰出了，可惜波蘭斯基終究是個強奸犯，蒙羞了這一身才華。人類世界總是有這樣的矛盾，天才與魔鬼的靈魂絕交織在一起，偉大的同時又十分卑鄙，真難過。為什么我們的戰(zhàn)爭片總是差的那么遠，馮小剛，陸川，張藝謀等等，都是困在民族仇恨的狹隘里，建立帝國列強與悲情華夏的二元對立，所有的角色安排就像是流水線上的工人各司其職，有著明確的職責，靠功能性的屠殺，流離刺激情緒。他們總是周旋在自卑還有自怨自艾里又迫切的渴求外方的肯定，這樣的進退兩難最終把自己鎖死在了意識形態(tài)的表面。反觀

2002，大鼻子鋼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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